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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报业黄金时代》:带你了解报业的黄金四

作者:鸭脖官网 发布于:2021-03-04 10:27 点击量:

  我国新闻传媒业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风云跌宕的变革浪潮中。从传统媒体的复兴与鼎盛到新媒体后来居上,媒体形态不断变迁,新闻产品加速迭代,传播生态沧海桑田。这四十年也是我们二人先后从复旦新闻系毕业,进入传媒业界和新闻学界,将专业所学应用于本职工作的一段最宝贵的年华。

  作为校友、同行和生活伴侣,我们携手走过了中国报业最辉煌的年代,亲身经历和体验了我国的新闻改革和媒体竞争。一个在报社做采编,一个在高校教新闻,专业领域的讨论一直是日常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新闻实践和教学研究的相互支撑与促进,也建构了彼此的专业协作乃至一种独特的家庭生活模式。时光荏苒,当我们在临近职业生涯终点的时候回望过去,无限感慨,觉得应该以我们个人的经历和视角,为我国报业黄金年代留下一点记录,即便是碎片化的或肤浅简陋的,也可以让后来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多一点线索和素材。

  于是,我们决定将四十年来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参与报业发展和新闻改革的实践经历及思考撰述做些挑选整理,汇编成书。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本书对早先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留原貌,相关背景另文略加说明。内容编排也按照时间,从1980年到2020年,每十年为一部分顺序排列。这四十年中,我国报业从“文革”浩劫后获得新生,历经飞速发展,到21世纪初登上巅峰,再到近几年来受新媒体的冲击而严重萎缩,开始向融合媒体转型,其发展演进的轨迹犹如一条抛物线。报纸的数量规模、报业的整体结构、报社的经营管理、报章的内容形式、报人的精神风貌,都在这条抛物线的每一个点上有不同表现。

  报业近四十年的发展,亦如冷暖变化的四季,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传媒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有限。丁士考入复旦大学的1978年,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只有178家,90%以上是党委机关报。广播电台种类单一,也由各级党委直接管理。电视刚刚开始进入家庭,影响力甚微。各类媒介之间缺乏竞争,绝大多数新闻媒介作为党政机关的舆论工具主要担负新闻宣传任务。在这样的传媒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新闻模式是以《人民日报》为参照标准的,高度一致的党媒宣传模式,“千报一面”的情况在所难免。新闻传播表现出传播者本位、由上至下简单灌输的特点。但“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已经在为报纸的改革大潮积聚动能,如《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等,在包括报人在内的知识界激发起求真求变的热情和勇气。

  蔡雯进入复旦大学的1981年,在“文革”中全部被停办的晚报开始“重生”与“复兴”。由于晚报与机关报不同,不能靠行政拨款办报、也不能享受公费订阅的保护,因此必须以读者认可的内容与形式赢得市场。晚报选择了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的办报路子,利用出版时间差与日报展开新闻竞争。在新闻稿件的选择和编排方面,除了重时效,对新闻的接近性、趣味性的追求,也成为这类报纸的共同特点。无论是新闻标题的制作,还是版面设计编排,晚报都表现出与机关报完全不同的风格特色,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可以说,晚报在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与突破,为我国的新闻业务改革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期,我国地市县报也纷纷创办,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基层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蔡雯在叶春华教授的指导帮助下,专程到多家地市报纸调研,观察了解这类地方小型报纸的方方面面,1984年完成了十多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怎样办好小型报纸》,此书后来正式出版。毕业后,蔡雯继续留在复旦读研究生,又开始研究晚报,1988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记载和讨论了我国晚报在“文革”后复兴的历程。

  晚报的成功对机关报形成了一定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引人瞩目的“周末版热”可谓是困境中的机关报奋起改革的一场办报实验。这场实验实际上是引入了晚报的业务改革思路,希望以贴近读者的内容与生动活泼的形式唤起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到1992年,约半数的中央部委报纸、三分之二的省级报纸创办了“周末版”,其中不乏像《南方周末》这样风行全国的佼佼者。“周末版”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从选题的独家性、报道手法与体裁的创新、新闻标题的变革到报纸版式的变化等等,涵盖了新闻业务的方方面面。机关报通过这块“试验田”为报纸进一步改扩版积累了经验。但由于“周末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功利性目标,这场实验未能解决机关报的最大难题——如何才能做好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等严肃新闻的报道,可以说,新闻改革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明显的“边缘突破”特征。

  1983年元旦,经济日报创办,成为新中国报业复兴发展阶段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又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刚刚进入报社的丁士作为创业团队的一员,在采编一线亲历了这家报纸诸多创新之举,包括敏锐的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有独特视角的热点新闻和专业报道等,见证了新中国第一份经济大报的社会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1987年,我国报纸扩版浪潮在广州激起第一朵浪花。《广州日报》由4个版扩为8个版广受欢迎,被广州市民评为当年该市发生的“十件大事”之一。第二年,《解放日报》与《天津日报》紧随其后也迈出扩版的第一步。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经历了不止一次扩版改版,广播与电视节目的改版同样此伏彼起,新增的频道与栏目令人目不暇接,新闻节目比重不断增加,新闻滚动播出逐渐成为常态。所有这些轰动一时的变革都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记录和评议。1988年蔡雯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教,关注重点开始转向国家通讯社和中央大报的改革,并将研究成果带入了大学课堂。

  就报业而言,版面作为报纸的外在形象,四十年来的变化无疑是新闻业务改革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缩影。我国报纸版面的变化是持续渐进式的,促使版面改革的因素除了报纸类型的多样化、版面数量的不断增加、媒介竞争的日益加剧之外,科学技术成果的广泛运用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子排版的普及、印刷技术的更新包括彩色印刷的普及、以及数码相机、卫星传版等技术的运用等,为报纸版面设计和制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我国报纸版面从单调的黑白灰走向五彩缤纷,从全国尺寸一律的“对开四开”两种报型变成规格大小不拘的多种报型。可以说,新闻业务改革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版面上留下了变革的印迹,比如对版面“导读”功能的重视逐渐取代对版面“美化”的强调,这是新闻编辑理念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的结果,“导读”从广义上说就是要通过版面元素的组合引导和方便读者快速阅读,从狭义上说指报纸的第一版开设“导读窗口”,为读者了解厚报的内容提供指南;又如企业识别系统(CIS)的理念被引入了报纸版面设计之中,1999年创办的杭州《都市快报》设置了“版式总监”这一从未有过的新职位,推出了国内第一张“异型报纸”,体现出与国际潮流相吻合的特征;再如新闻照片数量增多、篇幅加大,成组照片大量采用,照片的质量也不断提高,从20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到21世纪初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全球传递,越来越多的精彩新闻照片展示了一个个历史上重要的瞬间,留给人们永恒的记忆。此外,图示与新闻漫画在版面上大量出现;标题越加追求醒目和独特,字号普遍加大,在版面上更加突出;稿件的排列越来越多地采用模块结构,以方便读者阅读和剪辑;线条、色块、色彩的运用更加频繁,也更加注意视觉美观和对内容的表现力……

  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传统的新闻采编规范因新观念与新技术不断突破,如对新闻的价值判断不再是单一标准,不同媒介对稿件的选择与处理有着各自不同的取向,媒体的定位与特色通过头条、导读、图片等得以张扬;版面设计不再遵守“苟日新,日日新”的传统教条,静态设计、版式稳定逐渐成为主流;版面上不能通栏断线的规则不再被遵循;标题新闻、与传统不相符的新式提要题等出现在版面上;以往很罕见的大胆留白和用色,在版面上营造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奇和亮丽……

  版面创新只是展示报业变革的一个微小的窗口,我们对此的关注、思考和研究一直持续了几十年。这本书中对我国报纸版面在各个时期的案例分析来自作者的长期观察和积累,对《经济日报》版面设计的讨论来自作者的亲身实践总结,对一些西方报纸版面的考察则来自作者的实地调研和与国外专家的对话交流。

  报业进入黄金时代,新闻竞争不断加剧。“新闻报道策划”在20世纪最后十年成新闻界的热点问题,作者作为这一问题的最早实践者和研究者,以一系列文章进行了相关讨论和理论建构。蔡雯的博士学位论文《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观新闻编辑研究》获得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第一个“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以策划为重要内容的宏观编辑业务内容也由此被纳入了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中,作者主讲的专业课程“新闻编辑”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精品课”。2010年蔡雯被教育部聘为第一首席专家,主持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新闻编辑》的编写任务。

  21世纪初,新一代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在传媒业的广泛运用,促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势在必行,报业在危机中的转型和自救成为时代命题。2004年蔡雯赴美国进行富布莱特项目研究时开始接触到西方媒介融合的相关案例和研究成果,最早撰文向国内同行进行推介,回国后又主持多个课题对我国媒介融合和新闻改革展开研究,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研究“融合新闻”的专著《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

  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民日报等一批中央和地方媒体启动了“中央厨房”建设,为新闻内容生产、发布和传播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推进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做出探索。丁士作为报社副总编辑,在一线主抓经济日报的新媒体建设和媒体融合工作,为我们合作开展相关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随着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主要工具,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日益兴盛,新闻内容的分发方式、传播路径发生了更大的变化。靠算法起家的“今日头条”等成为影响最大的内容聚合平台,专业媒体一方面不得不借助这类平台推销自己的内容,另一方面为了掌握主动权也开始建设自主可控的新型媒体平台。而5G开启了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也为专业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5G,已经拥有良好基础和独特资源的传统主流媒体,正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努力,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成为新一代主流媒体。在传统媒体纷纷拥抱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启动融合和转型的升级版时,我们继续对其诸多个案展开研究,对报业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探索如“中央厨房”建设、媒体智库建设、自主平台建设、新型媒体集团建设等发表了见解。在这一阶段,蔡雯指导的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了研究工作,本书所选文章中有几篇是他们作为第二作者或者调研项目参与人的合作成果,文末均标注了他们的名字。俗话说“教学相长”,与这批优秀学子同行确实让我们的专业之旅和人生之旅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

  今天,中国报业还在转型的道路上继续摸索,有一些媒体已经看到了曙光,更多的媒体或艰难探索或依然迷茫。我们相信,报纸作为一种新闻传播的介质让位于更加便捷、高效和人性化的新媒介,是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报业的衰落并不等于新闻业的消亡。相反,借助于更加丰富的媒体形态和更多人参与传播,新闻业的边界得以拓展,业态也更加多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报业黄金时代经历千锤百炼和实践检验而获得价值认同的新闻专业精神和业务规范,比如对事实和真相的寻求、对客观和平衡的把握、对伦理道德的遵从和对公共利益的守护等,在今天人人都可以创办自媒体的新环境下更应该得到推崇和继承。报业曾经的辉煌和功绩,首先并非在于其产业崛起的经济价值,而是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新闻业如果能够伴随报业的转型而振兴,首先要靠从业者的道德自律、专业理想和家国情怀。由此而言,今天我们对于报业黄金年代的回望、总结和思索,才有其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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